□彭仁滿 徐 穎

近日，紀錄片《湖湘一萬年》第五集《青銅迷蹤》在央視播出，2021年岳陽汨羅出土的國寶級青銅器“商獸面紋扁體筒形觥”，再次亮相中央媒體。觀眾跟隨電視中考古專家的腳步，走進汨羅黑魚嶺墓地等考古現(xiàn)場……

汨羅青銅重器再次受到社會各界的熱議和關(guān)注。這些青銅重器從何而來？它們是湖南本土文明的產(chǎn)物，還是外來文化的饋贈？本期為您揭秘——

一

湖南地區(qū)出土的青銅器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，出土位置多位于山川、河流附近，如寧鄉(xiāng)一帶。這些青銅器以胎質(zhì)厚重、動物形紋飾為特點，其中卣、鸮卣、鼎等出土數(shù)量較多。例如，湖南寧鄉(xiāng)出土的四羊方尊，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鎮(zhèn)館之寶之一，也是十大傳世青銅國寶之一，其造型精美，工藝水平極高。此外，還有皿方罍、人面銅方鼎、象紋大銅鐃等青銅重器，這些青銅器不僅數(shù)量眾多，而且造型各異，工藝精湛，反映了中國青銅器鑄造鼎盛時期高超技藝和攝人心魄的氣勢。

湖南青銅器在出土?xí)r，往往并非出于墓葬，而是零散出土于河畔、山腰等地，沒有組合關(guān)系，而在尋找鑄造青銅器的陶范過程中，在湖南并沒有發(fā)現(xiàn)商代能夠鑄造這些青銅重器的工場遺址。這種獨特現(xiàn)象，為湖南青銅重器的來路布下了一個又一個謎團。

節(jié)目中專家給出了幾種可能的推測：一是商人在周的打壓下南遷帶來，二是在中原購買而來或者請中原工匠打造，三是史料中湖南有“南國”，也可能是周朝建立后封賞諸侯戰(zhàn)利品所帶來。

岳陽汨羅的青銅重器究竟屬于什么來源呢？

二

汨羅地區(qū)近年來出土的四件青銅重器，均為商代晚期的珍貴文物，說明它們是商周交替時代的產(chǎn)物。

商青銅豕磬。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館。出土?xí)r間是2012年12月12日。出土地點在汨羅白塘曹家村（磊石山附近），發(fā)現(xiàn)者為一名15歲少年。整個器形保存完整，做工精細，紋飾精美，敲擊時可發(fā)出9種清脆的聲音。

商青銅豕磬首先是一種打擊樂器。因此它常被用于古代宮廷或貴族階層的音樂演奏中。其次它是禮器。磬是祭祀和宴享等禮儀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樂器。是古代帝王或上層統(tǒng)治者舉行祭祀、朝聘等重要禮儀活動時的重要禮器。

商獸面紋銅鐃。出土?xí)r間是2020年10月8日。出土地點在汨羅長樂中學(xué)教師公寓樓工地。

該銅鐃通高52厘米、銑長33厘米、鼓間23厘米，重33公斤。其合瓦形鐘體擁有寬闊的音腔，演奏時用木槌輕輕敲擊，鐃的鼓部就能發(fā)出洪亮悠長的共鳴聲。文物級別為國家一級（乙）文物。

商獸面紋銅鐃是我國最早使用的打擊類青銅樂器之一，又被稱為鉦或執(zhí)鐘?！断骊幙h圖志》也記載有一“周銅鉦”在湘江岸挖出，置于營田易姓人家。它通常被握在手中，用木槌敲擊以發(fā)出聲音。這種樂器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非常流行，常被用于軍旅行動中的指揮，以及祭祀和宴樂等場合。在軍隊中，青銅鐃可以敲擊出特定的節(jié)奏和聲音，用以指揮軍隊的進退和行動。同時，在祭祀和宴會上，它也能營造出莊重、肅穆或歡樂的氛圍。

除了作為樂器外，商獸面紋銅鐃還具有重要的禮器功能。在古代社會中，青銅器通常被視為權(quán)力和地位的象征。商獸面紋銅鐃以其精美的制作工藝和獨特的紋飾，成為古代帝王或上層統(tǒng)治者舉行祭祀、朝聘等重要禮儀活動時的重要禮器。在這些場合中，商獸面紋銅鐃的擺放和敲擊都具有一定的儀式感和象征意義。

商獸面紋扁體筒形觥。出土?xí)r間是2021年11月16日。出土地點在汨羅市屈子祠鎮(zhèn)雙楚村。

這件青銅器體積龐大，造型獨特，紋飾精美絕倫。器身呈扁圓形，直口、長流、深腹、平底、高圓足，側(cè)面附有龍形鋬。器身上以云雷紋為底紋，上腹兩側(cè)裝飾有羊角犧獸，腹部和圈足的主要紋飾是獸面紋。口部飾有菱形云紋，流口以下至圈足飾有“C”形扉棱，鋬外側(cè)則飾有魚紋和蟬紋。出土?xí)r，有一件獸面紋青銅貫耳壺倒置于其腹內(nèi)。文物級別為國家一級（甲）文物，其獨特器型為首次遇見，是湖南乃至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發(fā)現(xiàn)。收藏于汨羅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中心，并在山西省青銅器博物館展覽展示。

商獸面紋青銅貫耳壺與商獸面紋扁體筒形觥同時同地點出土。文物級別為國家一級文物。

這四件青銅重器的出土，不僅豐富了湖南地區(qū)的青銅文化內(nèi)涵，也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。同時，它們的發(fā)現(xiàn)也進一步證明了岳陽青銅文明的高度發(fā)達。

實際上岳陽地區(qū)出土的商代青銅器還有很多。1966年華容出土商代青銅器以商獸面紋尊（也有說法稱其為犧首獸面紋圓尊或三羊饕餮紋尊）。1997年，岳陽銅鼓山遺址出土了青銅鼎、青銅觚、商代魚紋銅罍。1998年平江縣浯口鎮(zhèn)出土饕餮紋銅罍。2018年平江伍市鎮(zhèn)出土了西周青銅鐃（商代晚期）。這些青銅器的面世，為岳陽增添了青銅文明的輝煌。

三

湖南考古界歷經(jīng)數(shù)年并沒有找到制造大型青銅器的冶所和陶范所在。岳陽市當(dāng)然也不例外。那么專家們的三種推測，哪一種更貼合汨羅青銅來源之迷？

第一種是商人南遷所帶來。

岳陽地區(qū)的商代墓遺址主要包括銅鼓山遺址、余家坡遺址、龍子口遺址和黑魚嶺墓地?。

銅鼓山在云溪陸城鎮(zhèn)，屬于商文化盤龍城類型的商代早期文化遺址。1987年，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對遺址進行了發(fā)掘，發(fā)現(xiàn)了大量的商代遺存，包括陶器、石器和銅器等。余家坡遺址和龍子口遺址位于銅器出土地點以北約1公里的范圍內(nèi)，是商代遺址。

汨羅黑魚嶺墓地發(fā)掘商代墓葬25座。隨葬品主要為陶器，包括釜、罐、鼎、壺、紡輪等，還出土了少量原始瓷罐、銅戈、銅矛、玉玦等。

但汨羅的四大青銅重器均不是在墓內(nèi)的發(fā)現(xiàn)，此地也沒有商人在此建都的記載和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如果將此四件諸侯以上貴族使用的青銅重器定義為商人帶來，還是依據(jù)不足。

第二種是購買或請中原商人工匠打造所帶來。

從汨羅四種青銅重器的用途來看，這個理由只存在商周交替之際，如果這個結(jié)論成立，汨羅地區(qū)應(yīng)有商或者周所封諸侯國的貴族們才有可能有此行動。

商代始于公元前1600年，結(jié)束于公元前1064年，共達536年。周代始于公元前1064年，結(jié)束于公元前256年。汨羅地區(qū)在歷史史冊上出現(xiàn)的諸侯國是羅子國，時間是公元前689年。跟前1064年商、周交際中心點相差了整整375年，也就是說跟商代晚期差距太大。這個時間節(jié)點上找不到汨羅之地有諸侯國的具體記載，而請外來工匠打造，又沒有發(fā)現(xiàn)陶范的考古認定，這種推測也不成立。

那么只有第三種可能：周封諸侯國時所賞賜。

楚國、羅國均為周封諸侯國。從表面上看，羅國被楚武王滅后，遷枝江修郢都。楚文王遷郢都后又將羅從枝江遷移到汨羅（岳陽長沙一帶中心之地），成為楚子爵國。羅子國貴族順手把周的賞賜之物帶到了這里，成為最有可能的一種說法。但考慮到羅為楚滅之小國，當(dāng)年周所封賞的青銅重器是否都收入了楚之“國庫”呢？如果這樣，就變得撲朔迷離了。

在研究屈原的《楚辭》過程中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屈原把汨羅認定為“先祖故居”，并用自己的生命將汨羅沉成了“首丘”。

為什么屈原把此地認定為“先祖故居”呢？這跟青銅重器有關(guān)嗎？

四

《長沙府志》記：“熊繹封熊湘都丹陽?！薄冻兰摇氛f：“熊繹封荊蠻都丹陽?！闭f明熊湘就是荊蠻，是楚國最早的周封地，而屈原將汨羅視為自己的“先祖故居”后又自沉在此“首丘”。那么汨羅作為楚“熊湘”之封地也就有了比《史記》更為權(quán)威的理論依據(jù)。

楚國建國的時間約在公元前1042年。這一年，周成王封楚人首領(lǐng)熊繹為子爵，建立楚國，并讓其居住在丹陽。楚國歷經(jīng)800余年，傳位43君，直到公元前223年被秦國所滅。

汨羅四大青銅重器的重見天日，正好間接地為“熊湘”提供了重大的證據(jù)。

熊湘來源于《史記》南至于江登“熊湘”的記載。黃帝統(tǒng)一北方之后，南下至湖南，在熊湘山上作出了統(tǒng)一南方的布局而一統(tǒng)華夏。

根據(jù)遠古地理概念分析和湖南地質(zhì)考古研究所作出的汨羅是東洞庭沉降中心的結(jié)論，磊石山南為江水（屈原《漁父》《抽思》中的“江潭”），山南是湘水，歷代地理著作中的“湘口”之地。磊石山不但是洞庭山，還是沅湘、江湘結(jié)合部的中心分界地標，屈原在此出發(fā)一早“濟江湘”而完成《涉江》就重華之旅。因此屈原《湘君》云：“令湘水之無波，使江水兮安流?！?/p>

磊石山是《山海經(jīng)》所記的“洞庭山”地望所在之地，《拾遺記》是《山海經(jīng)》之后首次將洞庭山名落在屈原隱居和沉江立廟之處的文獻，早《水經(jīng)注》不知“洞庭山”要落于什么山時100多年。所以黃帝南至于江，登上湘水之中的熊湘山之地，就是磊石山和黃陵山。磊石山形態(tài)如“大墳”如“熊”，山體有兩坳（龍窩），形如熊耳。將之稱為熊山，則一點也不奇怪。

黃陵山是有史可考的最古湘山之地?！稘h書·地理志》云：湘山在北。就是湘水之北?！妒酚洝吩疲呵厥蓟试谟兴吹鄱跋嫔届簟钡牡胤健棒飨嫔健薄！端?jīng)注》中唯一記載的二妃廟，只有黃陵廟。元代《古羅志》定論“湘陰為古黃陵”，湘陰從湘水之陰的古羅分開時，就因縣城地琴棋望位于湘山之北而名湘陰。張纘《南征賦》中明確秦始皇在黃陵發(fā)生赭湘山之事。韓愈在《黃陵廟記》中將以上史料集中呈現(xiàn)。

可以說，到韓愈止，古人就已經(jīng)從多個方面認定了黃陵山就是湘山。

故而熊湘山為一座山的話就是黃陵山，為兩座山的話即磊石山。因為熊湘山在岳陽至長沙的中心之地。所以后來的史料中統(tǒng)稱岳陽和長沙為熊湘。

由此可以說明熊繹的早期活動之地在三苗之地的岳陽至長沙一帶。封地于此，為了管理好此地的民眾，自然這些諸侯國權(quán)力象征的青銅重器就來到了這里，或許這是一種最大的可能。

如果這個結(jié)論成立，說湖南是“楚文化的發(fā)源地”也就不是空穴來風(fēng)了。